他自嘲地笑了一声，笑声干巴巴的，在空旷的卧室里显得有点突兀。
“鹿宸，”他在黑暗里对自己说，声音低得只有自己能听见，“你是不是有病。”
没有人回答他。窗外有风，吹动了院子里那棵玉兰树的枝叶，沙沙的声音透过隔音玻璃传进来，像某种温柔的嘲讽。
他闭上眼睛，脑子里还是那张照片，脚踝的弧度，皮肤的质感，那条从下往上走的线条。
还有她的声音，冷冷的，带着点困意，在他说“看看你”之后沉默了那么久，最后只回了一个“好”字。
那个“好”字里有多少挣扎，他猜得到，但他不想猜。
他只知道他想听更多，想听她说更多字，想听她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来，贴着他的耳朵，说一些他还没想好要怎么接的话。
他在黑暗里翻了个身，把被子拉过头顶，把自己裹成一个茧。
手机在床头柜上安静地亮了一下，又灭了。
他大概是真的疯了。
那七万块到账的第二天清晨，朵兰在菜市场门口找了个黄牛。
对方是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，叼着烟，听完她的诉求后从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，说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床位得加钱，五千块包住院手续，不包手术排期，想要专家主刀再加八千。
朵兰没还价，把银行卡里刚凑出来的钱划出去大半，换来一张住院通知单和一个专家的名字。
母亲是坐夜车来的，硬座，十四个小时，下车的时候腿肿了一圈，但看见朵兰站在出站口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说“兰兰你又瘦了”。
朵兰没接这话，把母亲的帆布包接过来背在自己肩上，另一只手扶着她的胳膊，在清晨六点的北京西站广场上慢慢往外走。
天刚亮，广场上的灯还没全灭，混着东边天际线上那一抹灰白色的光，把所有赶路的人的脸都照得模糊。
住院手续办得比她想象中快。
黄牛确实有几分本事，上午交完钱，下午母亲就住进了肿瘤科走廊尽头的一间三人病房，靠窗的位置，阳光能照到床尾。
母亲躺在病床上四处打量，说这房间比咱家客厅还大，得花不少钱吧。
朵兰说医保能报，你别操心。
母亲不信，但没再问，只是把手伸过来握住朵兰的手，说“妈拖累你了”。
朵兰把手抽出来，说我去打壶热水，转身走出病房的时候眼眶红了一圈，但硬撑着没让眼泪掉下来。
手术安排在后天上午。
这两天朵兰请了假，李丽在微信上说“活儿我替你顶着，你安心陪老太太”。
她没告诉李丽那七万块的事，只说凑到钱了。
李丽回了个竖起大拇指的表情，然后补了一句“那个客户是不是挺大方的”。
朵兰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，没回。
手术那天，母亲凌晨四点就被推进了准备室。
朵兰坐在手术室门口的塑料椅上，头顶的灯管发出惨白的光，把走廊照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。"